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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综合治疗概念的形成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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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些患者,由于能认识到心理因素和癌症的辩证关系,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他们开始也难免惊愕、困惑以及产生种种不安的思绪,但是能够较快地面对现实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,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。要坚信健康的精神能够保持身体各器官功能的平衡,激活抗病因素,增强免疫功能,提高抗病能力,进而减缓癌细胞增殖周期,甚至使癌细胞逆转。高文彬认为死并不是癌友的“专利”,健康人同样有这个问题,只不过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已。所以不把它放在心上、不在那天天琢磨。不管病历上是怎么写的,也不管人们怎么议论,思想总是平衡的,情绪是稳定的,生活是有规律的。始终没有失掉健康人的思想感情,大家欢乐的事,他同样欢乐,大家开心的事,同样开心。看书、看报、听广播、看电视、吃饭、睡觉、娱乐,没有任何反常现象。还写点东西,和同志们谈谈思想,谈谈工作,解决一点有实际意义的问题。在他这样做的时候,有的同志还替他难过呢:“死到临头,还蒙在鼓里”。他当然没有蒙在鼓里,他心里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他的家属,因为他比较平静,周围的空气也就不太紧张,基本上是处在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平静的生活气氛之中。大概就是因为他能泰然处之,没有受心源性、医源性刺激,因而才能平安地度过了最易使人惊恐不安的不寻常的时刻。在这个基础上,才有可能赢得时间,而在和癌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,便逐步产生和增强了抗癌求生的信心和决心。

所以说消除恐惧心理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,不仅仅是得病之初,能否顶得住的关键,而且也是贯穿于抗癌的全过程之中,是取得疗效和康复的前提和关键。

由于条件的限制,现在还不可能让每位医生都能细致地观察病人的思想情绪,给予心理治疗,这就需要病人进行自我心理疏导。这是与癌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。高文彬在手术前后的一段时间里,由于人们都瞒着他,曾确信自己得的是良性肿瘤。但后来,当他怀疑事实是否如此时,也还存有侥幸心理,希望是良性肿瘤。看过病历之后,了解了真实病情自己患了恶性肿瘤,而且已经是晚期,这当然是十分严酷的现实。然而,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。过去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考验,现在的难道就经不起这癌症的考验吗!决心一下,横下一条心,心情反倒平静坦然了。就在这时迎来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喜讯,我们的党得救了,人民得救了,国家得救了。这个特大喜讯,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安慰。能够看到“四人帮”的垮台,是多么大的幸运啊!多么大的安慰!这对他来说是最有效的精神治疗。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精神状态,保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。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度过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时刻。在良性与恶性、生与死的变化中,照样吃、喝,照样和亲朋好友谈天说地打哈哈,这大概是他能意外地活下来的第一个精神因素吧!

高文彬学习郭林的抗癌健身法之后,由不怕死变成了争取活,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转变。这个精神因素是从实践中得来的,给我们很大鼓舞。掌握了抗癌健身法这个武器,癌友就能有所作为,“和疾病作斗争”就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,完全可以自己主宰,使精神因素有了根据。

癌症是以1年、3年、5年……来统计生存率的。所以在精神方面要找到长期稳定的寄托。“既来之则安之”,把自己牢牢地置于癌这个位置上,并牢牢记住和癌的矛盾,是长期存在的矛盾,和癌作斗争是长期的任务;保老本是根本利益所在。当然,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矛盾。前些年曾被一些颠倒是非、不合情理的事情所干扰,使情绪受到相当影响,出现了胸疼,体重、抵抗力下降。吃一堑长一智,以后有些事糊涂点,忍着点,吃点亏算了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律条:“猝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”。努力作到事前防止,事后想得开,不要为不正常的情绪所困扰。各式各样的问题会经常有,自我调节要经常做。要经常约束自己,疏导自己,理顺思想情绪,以达到自我治疗,自我监护的目的。

有位医生做过对比,癌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对疾病的态度,直接影响存活率。凡是充满信心、坚决斗争的,有75%能存活5年以上;而认为无希望、失掉信心的,存活5年以上,仅有35%

再从发病率看,也说明精神因素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十年动乱期间,被赶到江西省上饶进行劳动改造的50人中,就有6人得了癌,癌症发病率竟高达12%。可见心理因素对防癌治癌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,希望癌友们都能够够重视它,自觉地把它放在自我治疗的首位,通过实践妥善解决。

郭林的抗癌健身法能使癌友精神振作起来,“患癌就意味着死亡”的旧观念变成了癌症不等于死亡的新观念。这个变化,使大家解放思想,鼓舞斗志有了根据。再有癌友们在一起练功,互相切磋,形成了充满信心,坚决和癌斗争的群体。又有郭林抗癌健身法做武器,精神与物质相结合,就创造了制约、消灭癌细胞的有利条件,在这种条件下,结合西医、中医治疗的明显效果,癌肿有时会突然消失。现实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。

高文彬把西医、中医、新气功比做“三军”,把癌友比做“司令”。这个比喻听起来似乎很不恰当。作为癌友,一不懂医、二不懂药,怎么能当“三军司令”呢?可是事实上,癌友从患癌的那天起,客观上就决定了他既是“战斗员”,又是“司令员”。就目前医学发展水平,西医、中医、抗癌健身法哪一家也不可能单独把癌症制服。虽然它们各家有各家的优势,但又各家有各家的局限性。这就是说,用一种办法、一种治疗、一种医药征服癌症是不可能的,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,凡是患了癌症的人,很少是用一种办法进行治疗,总是要多几种办法治疗,以争取好的效果。从目前治疗癌症的情况看,施行西医、中医、抗癌健身法综合治疗的效果比较好。所谓综合治疗,包括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,不仅有西医、中医、抗癌健身法的治疗,还有心理卫生、免疫疗法、饮食疗法等等,这些疗法,谁来综合?怎样综合?实际情况往往是癌友找到西医西医治,找到中医中医看。基本上是各管各家的,各治各的。这只有癌友把各种治疗综合在自己身上,而不是由哪一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综合治疗。因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疗体系。要进行这几方面的治疗,如在什么阶段,采取什么方式治疗,都需要患者在认真听取医生和癌友的意见基础上,统筹和决策并参与治疗。在“系统”思想指导下,使诸多治疗手段有机配合,充分有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,克服和避免其消极作用。特别是要充分有效地保护和发挥人的潜在能力,这是抗癌成败的中心环节。所以癌友在与癌症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,就具有双重职责,既是“战斗员”,又是“指挥员”,既是执行者,又是决策者。这个“司令”怎么当?高文彬认为,首先是能够统率好自己,当一个好的“战斗员”,同时还必须做到。

1了解自己真实病情

想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很难。越是病情严重,医生、护士、亲属、朋友越是联合起来封锁你。下决心想办法看病历,一看就真相大白,所有问题一清二楚。当然,根据病人的精神状态,作为权宜之计,开始隐瞒、缩小病情,不使病人造成心理失调,是必要的。但是不应该长时间隐瞒。抗癌群体中一般不主张隐瞒病情,而是让癌友知道病情,又给癌友以看得到的希望,变压力为动力。有些癌友之所以肯下大功夫练气功,长时期的服中药,就是因为知道病情,把压力自觉地变成动力。

2自我决策持之以恒

高文彬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,实际上就是从相当多的癌症病人的实践中,总结成败的经验教训,懂得了一点所以然。又看一些医疗卫生方面的书(如关于癌症方面的书,以及《黄帝内经》等,看不懂,也要钻一钻),又增加了一点理性认识。看点书增长点常识,联系实际加以分析判断,对自己所患疾病就有了比较多的认识,从而提高了自己对疾病进行合理处理的能力,决策时,就有了根据。比如有一位晚期肝癌病人,预计还可能存活两三个月,如果学练气功,生存期则有可能延长。但是担心发生意外,主要是门静脉破裂。经分析知道在医院如果发生门静脉破裂,也无法挽救。既然如此,倒不如担点风险,练练抗癌健身法为好。当然要严加保护。他便决定走出去操练。同时服中药,结果存活了一年多。所谓决策,无非是选择最佳治疗方案。面对各种治疗、各种办法,要由自己拿主意。因为癌不比别的病,弄不好会留下终身遗憾,所以,父母、爱人、子女、亲友都不好下决心拿主意。而且病情越严重,别人就越拿不了主意,甚至会去乱碰乱撞。这就要求必须自己拿主意,自己决策。当前,治疗癌症还没有什么特殊疗效的好办法,但是各种办法却也不算少。有那么多闻名的医生找哪位好?有那么多治疗办法用哪个好?听到什么偏方、验方、祖传秘方用不用?还有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广播、广告宣传的新疗法、新办法、新方剂、听不听?用不用?特别是对同一个医生、同一种药,报纸、电视台有的褒,有的贬,该听谁的?在那么多的方法、手段、药方面前,谁也不可能深入调查、了解得很仔细;所以,这个“司令”就得能够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,就得有主见、有胆略,在众说纷纭中方寸不乱。

怎么决策呢?主要掌握两条:一看数量,二看时间。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,看经过多少人的临床实践,看临床实践成败的比例,好的有多少,差的有多少,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有些办法、药品、食品,被宣传得挺好,但热闹一阵之后,便无声无息了。有的不但无益,反而有害,根本没有使中晚期癌友延长存活期,或缓解病痛。经过临床实践的检验,掌握了具体数量和时间,再对自己的具体情况,即病情、各器官的功能、体质、生活习惯、生活环境、季节气候等等,进行全面考虑,就可以基本上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,选择好西医、中医,抗癌健身法来进行综合治疗。否则,就是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他们各有各的看法,各有各的办法,各有各的思路,各有各的打算,各有各的经验。即使是专家在一起会诊,也很少能够形成一致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,癌友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,选用采纳众家之长,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效果。

总之,我认为对于癌症的斗争,决不能仅仅依靠药物治疗、手术治疗、物理治疗,必须把抗癌健身法作为一种主要的康复治疗手段,因为它本身不仅是一种绝好的治疗,而且有助于接受和耐受其他治疗,并可巩固其疗效。另外,还必须研究心理治疗、饮食治疗,以及社会环境、自然环境等诸种因素。如果可以把人类征服癌症的斗争比做一场战争的话,那真称得上是一场立体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,“指挥员”的思想,也应该是立体的,多维的。

中晚期癌症病人,能够长期生存下来,自然也有他的偶然性。但是对所有远期生存下来的人来说,就不能一概认为是偶然现象,而应该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。如果能将综合治疗在医疗康复过程中形成体系,是有其普遍意义的,必然能使中、晚期癌症病人不同程度地提高生存率和延长生存期,并且可以大大提高远期生存率。

4.于大元、袁正平推动群体抗癌组织遍地开花

郭林抗癌健身法参与抗癌引发了群体抗癌组织的建立。经过中医、西医、郭林抗癌健身法综合治疗,幸存下来的中晚期癌友深知癌症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,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,并且面对我国每年有160万人患癌130多万人死于癌,并呈上升趋势的现实,使人触目惊心,深感应该有所作为。从对癌症还没有什么好办法的现实出发,从大量癌症患者的艰难处境出发,从我们国家的国情国力还不能使多数癌友得到合理治疗的现实出发,从迫切需要实行生物——心理——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出发,萌发了成立癌症患者的组织。把癌友组织起来,实行自救互助,探索战胜癌症的医学模式,并且还要尽自己所能,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贡献力量。在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,20世纪80年代群众性的抗癌康复组织便应运而生了。19887月上海成立了癌症康复俱乐部,19901月北京成立了抗癌乐园。影响所及,癌症康复会、癌症康复协会、癌症康复学校、癌症俱乐部,抗癌俱乐部等群体组织先后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,活跃在抗癌康复战线上。比如: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、北京抗癌乐园除为患者排忧解难,进行“话疗”,提供咨询服务,还组织了抗癌明星报告团,文艺演出团,组织各种抗癌康复学习班及多种康复文化活动,这既丰富了癌症患者的生活,又为癌症患者的康复提供了重要条件,同时还为社会各界举行报告会,进行文艺演出,他们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报告团在上海少年管教所作报告,使不少犯人感动得声泪俱下。他们说,你们患癌症,这不由你们自己,但你们都能与顽症作殊死搏斗获得康复,而我们犯罪是由自己的思想支配的,我们只要回心转意,就能重新做人,我们一定要向你们学习,用实际行动感谢你们。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的活动也引起了海内外注目。北京癌症康复会于19926月,完成了由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的京、津、沪评选抗癌明星活动和全部由癌症患者(其中绝大多数是抗癌明星)演出的一台晚会。这次评选活动和演出,在中国抗癌历史上和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先例的。被誉为“世界抗癌史上的壮举”和“举世无双的演出”。这些活动,远远超出癌症康复的范围,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高文彬、于大元、袁正平等人发展癌综合治疗的思想,顺应广大癌友的需要,创造了癌康复的群体组织。90年代京、津、沪评选出的268位抗癌明星就是抗癌群体的杰出代表,是广大癌友心中英雄,学习的榜样。

群体抗癌组织迅速发展,遍地开花,推动着癌友的康复进程,使具有中国特点的康复之路越走越宽广。

 

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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